跨界席谈后记|在自由与臣服之间向新而生

Jun 15, 2022

撰文 / Chelsea

编辑 / Chelsea / 漪莲

排版 / 漪莲 / Mona


 

编者按


「会员日」正式更名为「跨界席谈」。

五月的跨界席谈围绕“女性主义与家庭”展开,拉康派精神分析卡特尔工作者昕宇带领观众重温了朵拉·玛尔(Dora Maar)的艺术人生。

本文将结合嘉宾分享与相关理论研究,从性别与阶级层面讲述朵拉·玛尔的故事,并对“女性主义的意义为何”做出恳切回应。


 

1924年,革命的气息笼罩巴黎,安德烈·布勒东(André Breton)发表《超现实主义宣言》,陈旧世界从此被撕开一个口袋,新鲜空气缓缓流入,一场思想的无意识狂欢正式拉开帷幕。

19岁的朵拉·玛尔(Dora Maar)在这场狂欢中优雅自如。出身卓越资产阶级的她,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度过了年少时期,耳濡目染建筑师父亲的德行与风雅,闲暇之余陪伴母亲遍历山河。“上流社会的思想,不用吹嘘,抵得上学究气的全部晦涩知识”。1926年,朵拉一家迁回母亲的家乡巴黎,居住在万众瞩目的第八区波艾蒂路(Rue La Boétie)。按照皮埃尔·布迪厄(Pierre Bourdieu)对阶级的描述,空间的迁移绝非偶然,而是被家庭所拥有的经济资本、文化资本和社会资本引上一条早已注定的社会轨迹。


Dora Maar. Photographie de mode, Sans titre [Mannequin assise de profil en robe et veste de soirée], 1932-1935, © Centre Pompidou

20世纪初期,女性的美德是同情、服从、善良和爱,培养具备批判思考能力的头脑显然不包含在美德大课堂中。虽然早在1792年,自由主义女性主义的先驱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Mary Wollstonecraft)就在《女权辩护》(A Vindication of the Rights of Woman)中批判过一无是处的“美德”,她对上层阶级女性“笼中金丝雀式”的空虚生活感到厌倦不安,然而这一著作仅唤醒了小部分的女性意识觉醒。19世纪中后期,落选者沙龙(Salon des Refusés)翻开了现代艺术的新篇章,艺术运动仍然由男性发起和主导,女性艺术家很难在动荡社会中求得一席之地。


即便如此,朵拉凭借与生俱来的审美资历,从容地将“时间的社会权力”玩弄于股掌之中。她获得了与男性同等的教育机会——进入中央装饰艺术联盟(Union Centrale des Arts Décoratifs)修读摄影学位,同时在朱利安学院(Académie Julian)学习绘画。

1931年,她与布景设计师 Pierre Kéfer共同开设了一间摄影工作室,通过时尚和广告类的商业拍摄谋取收入。这间工作室位于同样富裕的巴黎近郊纳伊市(Neuilly-sur-Seine),是她父母的早期住所。


此外,流淌在血液中的优越的“审美配置”帮助她建立起庞大的社会关系网络,包括立体主义传奇画家安德烈·洛特(André Lhote),摄影师亨利·卡蒂埃·布列松(Henri Cartier-Bresson)、曼·雷(Man Ray),电影制片人路易斯·沙旺斯(Louis Chavance),法国超现实主义领袖安德烈·布勒东(André Breton)及其妻子杰奎琳·兰巴(Jacqueline Lamba)等。


同一时期,经济大萧条席卷全球,朵拉的镜头转向社会边缘群体,她行走在伦敦、巴黎、巴塞罗那街头,细腻地捕捉现实生活中的脆弱与荒芜。1933年,法西斯主义将世界搅得一片混乱,她加入了由保罗·富尔 (Paul Faure)和米歇尔-勒西斯 (Michel Leiris)成立的激进左翼反法西斯团体,并跟随米歇尔-勒西斯 (Michel Leiris)在索邦大学修读社会学。




上:Dora Maar, Boy with a Cat, 1934, Gelatin silver print 41.4 × 29 cm, © 2022 Artists Rights Society (ARS)

下:Dora Maar. Sans titre, vers 1934. Épreuve gélatino-argentique, 241x181mm. Eric and Louise Franck Collection.

倘若有朝一日生活危机四伏,爱情则是罪魁祸首。起码对朵拉而言,是这样的。

巴黎左岸双叟咖啡馆(Les Deux Magots)是超现实主义知识分子和艺术家们的聚集地。西蒙·德·波伏娃(Simone de Beauvoir)、保罗·萨特(Paul Sartre)、阿尔贝·加缪(Albert Camus)都是这里的常客。当然还有一位,巴勒罗·毕加索(Pablo Picasso)。

1936年,29岁的朵拉走进双叟咖啡馆,挑衅地玩起了“斯拉夫小刀戏法”。手指间不经意溅出的鲜血似乎正合时宜,毕加索的目光被吸引过来,这是她的本意。而毕加索,早在曼·雷的照相馆里,就已经被一张朵拉的照片深深吸引。



Man Ray. Dora Maar, 1936. Épreuve gélatino-argentique, 54,61 x 41,91 cm. The Sir Elton John Photography Collection.

「爱是这样一个时刻:事件洞穿生命。(通过爱的宣言、偶然的事件,穿透了生命的存在,而变成必然的命运)」

朵拉不要无思想的快乐,也不要无快乐的思想,对她而言,瞬间即永恒的邂逅能带来摒弃一切秩序的至高无上的快乐。

爱情保鲜的方式之一是相互成就。自西班牙内战开始,朵拉鼓励毕加索放眼更广阔的世界,积极参与政治。毕加索开始用绘画诉说战争,《格尔尼卡》是他对上层建筑的深思熟虑的回应。在此期间,朵拉陪伴在毕加索身边,用相机拍摄了几乎完整的创作过程。与朵拉在一起的九年里,毕加索迎来了他的创作巅峰。同时,受毕加索的启发,朵拉开始绘画。


表面上的相互成就也许只是一场闹剧。毕加索多次向朵拉做出爱的宣言——格尔尼卡是为你而作。然而,当玛丽·泰蕾兹·沃尔特带着女儿来到工作室,他不假思索地改口,格尔尼卡是为玛丽准备的。毕加索不费吹灰之力就挑起了两个女人的战争,曾经在曼·雷的照片中骄傲动人的朵拉,如今变成了衣衫不整、面容疲惫的哭泣的女人。此后很长一段时间,毕加索都沉迷于描绘哭泣、哀怨、绝望的女人形象,其中包含那幅众人皆知的肖像作品《哭泣的女人》。




上:Pablo Picasso, Femme en pleurs (The Weeping Woman), Oil paint on canvas, 60 x 49 cm, 1937 © Tate

下:Dora Maar. Pablo Picasso, Pastel sur papier, 57.5 x 45 cm, 1936 © The Museum of Fine Arts, Houston.

2021年6月,女性主义者们在巴塞罗那毕加索博物馆组织了一场公众示威来谴责毕加索的厌女和暴力。2022年5月7日,该博物馆又针对此话题组织了一场关于毕加索与女性关系的研讨会。Androula Michaël出席研讨会并发表了相对客观的言论,她不否认毕加索是一个以自我为中心的人,作为丈夫和父亲,他也绝对应该被判不合格。然而,“有必要在评头论足之前重申历史背景”,她认为女性主义者们对《哭泣的女人》的批评可能忽略了1937年的世界大战。

某种程度上,将宏大叙事的暴力战争缩小到私人家庭领域可以视为女性主义的自我驳斥,抑或是激进派与自由派的辩论。在毕加索的时代,社会的一切天平都向男性倾斜,面对《正义与差异政治》中提到的“剥削、暴力、边缘化、无力感和文化帝国主义”五大结构性压迫,意识形态赋予艺术一种关乎利益的、理由充分的幻想,毕加索也许只是其中一位被意识形态愚弄的幻想者。仍然值得肯定的是,女性主义者们从来没有放弃对历史、尊严和正义的平反,“既不宽恕,也不遗忘”(Ni perdón ni olvido),行至今日,要感谢她们不厌其烦地强调那些值得哀悼的遭遇和值得捍卫的权利。



Picasso Museum affected by #METOO © Franceinfo

在《第二性》中,波伏娃将女性遭受的压迫追根溯源为一种被建构的“女性气质”。在朵拉的“女性气质”尚未被完全建构之前,毕加索痴迷于她的美貌,同时也折服于她的智慧。他不敢想象一个女人竟然拥有如此不同寻常的智慧,以至于他拒绝将她归为“女性”。然而,自从朵拉放弃摄影投身绘画,她就被立体主义的阴影笼罩,并逐渐服从于毕加索的指示,甚至觉得毕加索是她的主人。正如阿兰·巴迪欧 (Alain Badiou)所言,当人们爱的时候,人们爱的是真理。对于手持画笔的朵拉而言,毕加索就是真理。

爱情是一种毫无用处的冒险。毕加索在朵拉的臣服中感受到了强烈的“女性气质”,他们之间原本的和谐被打乱了。这一点印证了爱的本体论维度。爱本身会腐烂,只有爱的主体在冒险中不断进行爱的宣告,已经存在的裂缝才会生长出新的爱。在这个不断唤醒的过程中,爱的欲望一旦呈现盲目崇拜的形态,就总是朝向他人。随后便会迷失自我,卑微到尘埃里。


卑微是一只生长的虫,无可救药地阻碍长久。对毕加索而言,朵拉不再年轻,也不再动人。1943年,毕加索遇到了22岁的弗朗索瓦·吉洛(Marie Françoise Gilot)。1945年,朵拉与毕加索的爱情已经奄奄一息。


「有时爱不比暴力革命的政治更和平。在政治中,人们面对的是敌人,而在爱中,人们面对的是悲剧。」


无论如何,仍然要承认毕加索“爱过”。1938年2月14日,毕加索在一张卡片的背面写了21次“DORA”。1940年,他给朵拉写了一首超现实主义诗歌,诗歌的开头是醒目的“ADORA”。1942年,他还在一份画作上签名“ADORA MAAR”。在语言学的范畴中,当试图解释一个人渴望另一个人时,通常都以单调地重复一个词或一句话而告终,比如“可爱的,就是可爱的”,或 “我爱你,因为我爱你”。而“我爱你”,很多时候,其实意味着“我永远爱你”,“这一宣言实际上是将偶然固定在一个永恒的尺度上。”


20世纪40年代,朵拉失去了毕加索,母亲去世,父亲离开了巴黎,周围的世界分崩离析。

在精神分析师雅克·拉康(Jacques Lacan)的帮助下,破碎的朵拉开始重写人生。作为毕加索曾经的私人分析师,拉康深谙二人内心深处的爱恨情怨,正因为如此,他更加清楚如何引领朵拉冲破毕加索的枷锁。往后的岁月,朵拉重新拿起相机,开始创作抽象风景艺术,在缥缈与辽阔的天地间实现了绘画与摄影的平衡,开创了独属于朵拉·玛尔的艺术新纪元。



Dora Maar, Vue de l’exposition Dora Maar, Rétrospective au Centre Pompidou, 2019 © Slash-Paris, 2019

「彼此远离,彼此却仍然不断地思念对方,我们是否要带走忙碌不息的灵魂?」


从1958年到1997年,朵拉与艺术为伍,始终没有再次交付真心。她说,“继毕加索之后,仅有神。”朵拉·玛尔并没有离开与毕加索共同居住的房子,她没有放弃毕加索情人的角色,而是在没有毕加索的情况下继续扮演这个角色。


在这场狂欢中,朵拉·玛尔自由过、臣服过、辉煌过、破碎过,女性主义赋予她涅槃重生的无上荣耀,传统秩序附加她自讨苦吃的陈词滥调,而这一切对她而言早已不再重要。尽兴之后,优雅退场便是,即便缩短了永恒的年限,也无伤大雅。



Dora Maar, Photographie de mode, vers 1935 (détail). Collection Thérond © Centre Pompidou / photo : A. Laurans © Adagp, Paris 2019

最后,回到《超现实主义宣言》—— “今年夏天,所有的玫瑰都变成蓝色,树木也变成玻璃的了。裹在绿色植物里的土地没有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它倒更像是一个幽灵。无论是生活,还是放弃生活,这都是想象中的解决方法。生活在别处。”